一是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100万-300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税负降至5%和10%；二是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三是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是扩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使投向这类企业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优惠。

此次减税，一方面大幅放宽了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了所得税的优惠力度。

以小微企业所得税为例，此前可享受“减半征收”（年应纳税所得额减按50%计入）和20%的小微企业优惠税率标准，为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此次新发布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标准放宽到了年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其次，新的优惠政策将100万元、100万-300万元分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加大了实际税率优惠。以一家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万元的企业为例，此前需按照非小微企业优惠税率的标准（25%）缴纳企业所得税75万元，新的优惠政策发布后，则只需缴纳25万元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两年，随着土地、人工价格上涨，融资成本上升和市场需求疲弱，很多中小企业的经营出现了比较困难的情况，这个时候出台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是真的比较好的政策。“对于稳经济、稳就业，是一剂非常好的强心针。”

目前，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两项减税“大礼包”已经优先派达共计4000亿元：已经开始执行的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预计全年减税2000亿元；此次发布的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预计全年减税2000亿元。

养老金改革应先于社保费率下调

自去年以来，“更大规模减税”一直是备受热议的经济话题。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此后，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税务总局新年献词均提及“更大规模减税”。多位专家预测，2019年的减税规模将超万亿元。而据兴业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分析指出，2019年的减税空间大约在1.5万亿元。

交通银行总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唐建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表示：“只有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大税种的税率下调，才能实现年度减税降费1万亿元左右规模的效果。”

此次刘昆在采访中直接指明了2019年减税降费的方向：“2019年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等措施已经在研究中。”1月10日，人社部部长张纪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正在加快研究企业降低社保费率的实施方案。

众望所归的增值税税率、社保费率何时下调？调整空间有多大？

唐建伟向时代周报记者建议说：“三档并两档是当前增值税改革的大方向，16%的最高税率是一定要下调的，不排除16%和10%这两档税率合并下调为13%。除此之外，增值税、所得税两大税种之一的企业所得税，也建议有普惠性、整体性的调整。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小微企业享有优惠性税率20%，高新技术企业也有优惠税率15%，但也还有下调的空间，比如效仿美国，整体下调至21%。”

相较于声势浩大的减税，尽管原定今年1月1日起推行的社保征管体制改革已经暂缓，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如何在全国层面尽快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成为当务之急。

唐建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社保是企业负担非常重的方面之一，尤其是加强征收之后，“加强征收后，为了不增加企业负担，对社保费率进行下调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的社保费率为39%，远高于美国的16%，在这种情况下，下调到20%-25%，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

唐建伟同时指出，与调整社保费率关联最大的就是养老金问题，这也是阻碍社保费率下调的原因之一：收的钱少了，养老钱从哪里来？针对这一问题，唐建伟建议：“一是及时填补亏空，加快国资划转社保基金的速度和力度；二是社保账户方面，可以参照美国的401K计划，采取递进累进制、做实个人账户，把社保账户做成投资账户、多缴多拿。”唐建伟强调，“先于社保改革之前，养老金的改革应该一并甚至提前进行”。

压缩地方政府行政支出，应对财政缺口

大规模减税降费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如何弥补？国常会议同时提出，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此外，近两年来，发行债券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地方政府平衡财政的选择。

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据了解，2018年11月，财政部已经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共8类资金累计超过1.8万亿元；地方债方面，此次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对经全国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1.39万亿元地方债要尽快发行，优先用于在建项目，防止“半拉子”工程，支持规划内重大项目及解决政府项目拖欠等。

贾康认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后，地方财政收入的平衡主要还是要依靠转移支付、债券模式、减少支出等多个方面形成组合拳，出台组合式制度进行平衡。但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认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肯定是一个办法，“但是更建议从减少政府支出着手，在必要的情况下再考虑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果地方通过地方债解决地方财力缺口问题，所受约束较小，容易形成新的债务危机”。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发达国家的政府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0%左右，我国大约在20%以上，其中政府机构人员冗杂成为支出的主要来源。从2017年开始，财政政策提出要压缩5%的一般性支出，目前这项政策仍在执行。刘昆在此次采访中继续强调，2019年将会“加大”财政支出，但“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一般性支出要压减5%以上，取消低效、无效支出”。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教授范子英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去年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3.9万亿元。今年在这个基础上，完全有可能扩大。比如地方减税减收了20%，那么中央财政就需要及时向地方下达转移支付20%。”范子英认为：“压减政府一般性支出5%这个要求，能起到的作用太小了，反而地方发债的方式更值得期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逆周期调节，目前，货币已经趋向宽松了，但财政宽松的力度还是不够。”唐建伟最后总结指出，“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可以回调到3%，政府在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方面还大有可为。短期内，减税降费肯定会带给财政一定的压力，但只有企业有活力了、经济恢复了，才是经济长远发展之道。”